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扫黑扫回一座博物馆 追缴大量被盗珍贵文物

发布时间:2019-09-25 19:00 阅读

“晋公盘”,刻铭文183字,详细记载晋文公长女孟姬嫁楚史实。

“兽型铜觥”,商代盛酒器,香港1300万元拍卖,因犯罪嫌疑人不舍,欲以赝品调包,致拍卖流产。

西汉“彩绘青铜雁鱼灯”,另一种风格的“长信宫灯”,因其珍贵精美,文物贩子不舍出手,准备将其作为传家宝,留给子孙后代。

……

在山西太原,即将开馆的“山西青铜博物馆”,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与期待。

这是一座极为特殊的博物馆,不仅因为它陈列的许多文物都是“国宝重器”,更奇特的是,这其中的大部分珍贵文物还有另外一重“身份”——追缴回的被盗文物。

每件文物,都记录和诉说着一段尘封往事,此前它们星落各地,有的被不法分子私藏,有的流落国外,或将再难与几千年后的中华子孙见面,一些珍贵史实,或就此湮灭。

这些珍贵文物,每件都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、后世子孙文化自信的珍贵载体,都是中华民族文化根魂的组成部分。每件文物的背后,写满了犯罪分子的斑斑罪恶。文物追缴的过程,见证着办案民警的血汗与付出。

南征北战,余孽未消

山西地处黄河中游,是早期人类的主要栖息地之一。目前发现古遗址、古墓葬、古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5万余处,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2处,位居全国第一。

考古表明,远古时代,山西南部曾是人类初曙的起源地,地下文物丰富。

但文物富集也产生了罪恶“伴生物”——盗墓。盗墓自古以来就不光彩,于今更为法律所不容。

一名老刑警打击文物犯罪30多年,他的回忆或可揭示晋南地区盗墓的历史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国家在建设路桥等工程中,不断有墓葬被发现,各种文物流出,做工的当地人开始尝到文物的甜头。施工队撤走了,“技能”却留下了,他们拿着大铲小锨奔赴各个可能出土文物的地方。

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,在商品大潮的催动下,晋南盗墓日渐猖獗,“要想富,去挖墓”“全国盗墓,闻喜鼻祖”等顺口溜层出不穷。“当时在一些村子‘一户抓一个有冤枉的,隔一户抓一个就有漏网的’”,这名老刑警这样形容当时的“盗墓盛况”。

但由于当时法律不完善,挖了也就挖了。业内人士介绍,彼时法律规定确实存在一些缺陷,如1982年的文物保护法规定,盗墓当以盗窃罪论处,“往往罚点钱就算了”。

这个罪恶的行当中,一些人开始显露。代表者就是后来绰号“侯百万”“郭千万”“郑亿万”的侯林山、郭秉霖、郑晓林等。侯、郭是20世纪80年代停薪留职的侯马橡胶厂工人,勾结了广州等地文物贩子,从三两成群、鼠窃狗盗地盗挖古墓、倒贩走私文物,十年间发展成盗购销一条龙的犯罪集团,他们还和境外文物犯罪分子相互勾结,大肆盗贩国家文物。

他们在晋南一带及周边省、市长期从事盗掘古墓葬、倒卖文物的犯罪活动,致使数以万计的文物遭到破坏。价值连城的佛头、菩萨身首异处,珍稀国宝不断流失海外。公开报道显示,自1985年发现盗掘古墓以来,晋国遗址只要是公开发表过资料的地方,全部被他们钻探,内有制器和玉器的古墓,全部被他们洗劫一空,墓地景象凄凉。

针对这种猖獗的犯罪活动,山西省1995年组织开展了一场以晋南打击文物犯罪、晋北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为中心的“南征北战”专项斗争。晋南“侯百万”“郭千万”为首的多个涉黑文物犯罪集团成员纷纷落网。侯林山、郭秉霖等多名首犯、主犯被执行死刑。侯、郭等犯罪分子落网后,港澳台及海外中国文物的价格一度猛涨。

但打击并不彻底,一批逃犯不了了之,盗墓和黑恶势力也并未真正消失。

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跟随“郑亿万”的侯金发,作为“南征”重大文物逃犯之一,就是其中的“漏网之鱼”,之后他重操旧业。

盗墓贼霸占“考古新发现”

2019年3月,“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揭晓,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项目,因对于研究商代墓葬的形制结构、葬俗、墓道功能与等级关系提供了极好的资料,位列其中。

酒务头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西北,处于垣曲盆地、运城盆地、临汾盆地交汇的要冲之地,是古代从河南进入山西最便捷的通道之一,亦是考古学文化交融的关键地带。考古发现商代晚期墓葬12座,车马坑6座以及灰坑5个。

专家点评称,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,不仅为“匿”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,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,对于认识晚商文化的区域类型、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、中央对地方管控方式和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。

然而谁又知道,这个“考古新发现”竟一度被垄断在盗墓贼手中,5座带墓道的“甲字形”大墓中只有1座没有被盗。控制酒务头墓地的就是闻喜“盗墓黑帮”,其头目正是侯金发。